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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统一战线代表人士风采录——马大英

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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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英,男,汉族,1910年11月出生,北京延庆人,1933年1月参加工作,民革党员。

马大英同志,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财政组。1959年11月,随辽宁财经学院从沈阳调来大连,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三级),任辽宁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大英同志,历任政协辽宁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政协大连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副主席,第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民革第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民革第四、五、六、七、八次辽宁省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民革辽宁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顾问,民革旅大支部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11月当选民革大连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6月当选民革大连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大连市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马大英同志,出生在原直隶省(今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一个商人家庭里,父亲以开骡马店为业,当时生意萧条,一家八口仅仅能够维持生活。20世纪20年代,家中又突遭变故,父亲和二兄相继亡故,生活顿失依靠。1923年,13岁的马大英被其长兄带到了张家口读中学,进入了同盟会人张砺生等主办的实业中学,开始接触政治,并于1924年底加入了国民党。其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先入经济系,旋改入财政系金融组。

1932年大学毕业后,1933年1月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总司令部农村金融救济处湖北省罗田县分处佐导员,任务是发放农村贷款。这正好是土地革命时期,这段经历,对他人生观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立志不做贪官,并一生坚持了下来。他感到农村土地问题的严肃意义,究竟怎样才能达到耕者有其田,怎样叫做耕者有其田?他利用工作闲暇,前后走访了农户上千家,对农业经济和土地问题,有个初步的了解。随后,1933年11月,他被调到江苏省财政厅江阴县特派会计主任办事处任会计主任,接着1935年6月,他又被调到江苏省宜兴县政府任财政科长。四年地方财政工作,让他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加深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同时,在工作中他也思考过不少财政理论问题,郁郁胸中,想求得解答。于是,于1937年3月1日,他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任助理研究员,这是正式从事学术活动的起点。1938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完成了多部金融著作,有《中国财务行政论》、《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和《中国田赋史》,期间1942~1945年他曾担任《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的编辑,每年写六至八篇论文。1946年他被调到中央政治学校校本部任副教授,同年8月升为教授。职务升迁并没有影响他从事研究,他先后翻译了多部西方财政学著作,并完成了《经济平等论》一书,共四编十八章,探索了土地、资本的所有制与利用,探索了怎样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探索国内各民族的经济平等以及国际经济关系论等,这些都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利用他的社会声望,任命他为察哈尔省区域国民大会代表,参与制宪事宜,至1948年卸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辗转于兰州、北京,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1951年12月被分配到沈阳东北计划统计学院,1952年并入东北财经学院,任财政教研室副主任。从此,他的人生崭新的一页开始了。那时的教材为苏联教材,当时翻译水平很低,错误百出,教学困难。为此他大量购置俄文书,自学俄语,锻炼得可以自己看书,从此不再单纯依赖译著,发现译著中错误并加以改正。他先后用俄文翻译了《新技术的经济效果》、《国库管理》,用英文翻译了皮古的《财政学研究》,为当时教学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这期间,他先后经历了肃反、下放、四清运动,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这些挫折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依然笔耕不辍,他心中始终相信暴风雨总会过去,朝晖定将到来。1975年5月16日,调他回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协助辽宁省财政厅搞财政思想史料,随后又办起了辽财经济研究所。他前后以英文翻译了20多万字的苏联经济资料,又校订了10万字左右的日文苏联东欧经济材料,还译了些货币、国际金融资料,合计20万字上下,为自己在学术上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1979年夏,财政部在辽财办国际税收训练班,他提出可以向与会人员介绍西方理论,以弥补当时我国财政理论的匮乏。他和同仁们经过87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给全国人民送去了两本书,这在当时非常不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把精力集中在对中国财政史编写整理上。他负责编写的中国财政史史料选编第六辑宋辽金部分,全部50万字。他还编写了中国财政通史宋辽金部分,以及《汉代财政史》、《宋代财政史》。其中《汉代财政史》是第一本中国断代财政史。

他不仅著书立说,还非常注重教书育人。他对研究生和身边的青年教师的要求是:“勤远略,攻核心”,他强调调查研究,要求青年深入社会实地调查,把握中国经济的特点与社会上存在问题的实质。他关心青年的成长,对找他解读外文书的人从不拒绝,他每年阅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稿件,从二、三万字的论文,到几十万字的专著,他都悉心看后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他的勤勉,可见一斑。

马大英同志作为知识分子,不但潜心研究学术,而且在政治生活上也非常积极。他在担任政协委员和民革领导期间,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同志,认真履行职责,是新时期民革大连市委的旗帜性人物。他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非常关心,先后写了三篇建议:一是社会主义财政体制问题初探,二是论财政权统一与财力集中,三是市财政建制原则的若干设想。对我国财政秩序如何建立,对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可能采取什么措施,他撰写了“财政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予以发表。他还深切关心农村财政建设问题。马大英同志认为,我国打开财政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的彻底更新。马大英同志,用他的一生,去追求,去实现,为的就是中国未来能有个稳定的财政秩序。